<> -利来老牌

<>　　中国也有自己的上报系统。自2005年以来，在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的支持下，中国逐渐建立了“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”（aefi）监测系统。但与欧美等国不同，中国的系统不对普通公众开放，上报限于医疗机构、疾控中心、接种点或药企，采取属地化管理，从县一级卫生机构向上层层汇报。这意味着，只有基层医生或疾控人员认为“有必要”上报的不良反应才会上报，但从总体上报率来看，中国远远低于欧美。而且，疫苗不良反应事件的数据集中在各级疾控中心，公众难以获取

　　米卡则更直接地将之归因于“社会文化还没有跟上经济发展”。虽然越南最近五年一直改革户籍制度，但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强化了城乡文化差异。根据越南总工会的调查，新冠疫情前，已经有超过150万的越南农民工存在住房困难，占到全部工业园区务工人员的近一半。2021年7月至9月，南部各工业区因疫情扩散被迫封控、停产后，超过130万工人离开胡志明等城市返乡，许多人就此一去不回。封锁结束后，米卡上涨工资也未能招回熟练工。他的服装厂每条生产线上需要30多名工人，但过去半年来只能维持三分之二的生产力。

　　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，前四年免税、十年内减半的税收优惠，是越南多数工业区吸引投资的“标配”。但对投资者而言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优惠政策在越南可以落实。“在东南亚投资建厂，要花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全面开始生产，收回投资的时间就更长了。有的国家，政权都支持不了那么久。”李斌说，在有些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，中方管理人员基本不会离开工业园区，但在越南，“感觉更像是在二三十年前、甚至十年前的国内”。

　　根据越南政府最近公布的具体计划，到2030年，类似的高科技产业和采用高科技的农业公司要超过700家，整个加工制造业的高科技产量至少达到 45%。在此基础上，阮富仲定下了更宏大的目标：越南到 2045 年成为高收入国家，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。

　　本报记者 郑铭淑 【编辑:郑铭淑 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