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<本道二区>> “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，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，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。”面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。其实早在1931年，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：“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。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“中原中心论”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，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，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。直到1981年，苏秉琦的“区系类型”说的正式提出，才以“满天星斗”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。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，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“重瓣花朵”说，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，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“分层次的向心结构”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“中国相互作用圈”，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，共同形成了“最初的中国”。
而在郭大顺看来，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：“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，（因为）它的祭祀是独立的，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。”他认为，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，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：“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，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、交通中心。”
1986年时，辽宁省人民政府第169次省长办公会议通过了将牛河梁50平方公里内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；1988年，国务院又将牛河梁遗址公布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08年，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以牛河梁遗址8.3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为依托，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牛河梁地区的遗址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至此，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彻底震惊了考古学界。四十年前佟柱臣被忽视的预言到底被验证了，而梁思永的壮志未酬，也终可借由后辈同仁的求索得以继承与了却
本报记者 吴裕美 【编辑:吴裕美 】